印光法师故事（五）

祥瑞

　会　心

　　一、协助请藏再入都，琉璃厂里获奇书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年，大师44岁。这一年大师做的比较大的事是协助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请大藏经。

　　前文说了，1900年大师第一期三年闭关期满，曾给护关侍者融明法师写信，提到谛闲法师放下一切，专修净业。所以大师也继续闭关到1903年。同一时间，谛闲法师则在温州头陀寺闭关三年，教观并进，定慧双融，晓夜淬砺，唯勤唯精，深得法益。两位大师互相策励，同时闭关专修。到1903年的时候，两位大师都出关了。谛闲法师出关以后，因法兄授公嘱托，重起宏规，担任头陀寺住持。开讲了《楞严经》。秋天又讲了《弥陀要解》和《梵网合注》。印光大师出关后则仍住法雨寺藏经楼。

　　1904年的时候，谛闲法师要为头陀寺请龙藏。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了余和尚时为普济寺监院，请谛闲法师去讲过《法华经》，并建为莲篷请谛公住过，所以那时谛公就与印光大师认识了，并且成为好朋友。现在请大藏经，想起印光大师不就是帮助化闻和尚请藏经，然后来到普陀山的吗？所以谛老正好请印光大师一起去北京帮忙料理印制大藏经的事宜。

　　顺便交代一下温州头陀寺，头陀寺是俗称，本名密印寺，始建于后汉乾佑间（948～950）。据《重建头陀密智禅寺碑记》等记载，唐代高僧永嘉大师曾栖迟于此。明代林增志青年时，亦在此读书，林为瑞安人，崇祯进士，后仕官少詹事，明末，随唐王赴闽，官至礼部尚书，明亡后，回到温州匿名隐居该寺，削发为僧，首力兴复禅寺。历时四载，于顺治八年（1651年）冬落成，寺宇规制伟然，与浙江北部的双经、天童、雪窦等诸大佛寺差不多雄伟。

　　大师这次到北京是故地重游，因为大师光绪十二年到光绪十八年都在北京附近的红螺山资福寺和北京的龙泉寺、圆广寺参学。当然这次北京请藏很顺利，经印完以后，还要等几天才出发回头陀寺。大师是读书人，出身爱书，作为出家人，则更加珍惜佛经佛书。而城南琉璃厂书肆林立，不仅举子们应考的各种书籍应有尽有，平常找不到的佛经单行本有时在这里也会找到。大师光绪十三年朝五台前就去琉璃厂寻找《清凉山志》，并且曾找到一本。这次借着藏经起程前的几天空闲时间，大师又到琉璃厂去看看。

　　琉璃厂西街位于和平门外，街长300多米，辽代时，这里是京城的东郊，叫海王村，金代叫海王庄，元代开始在这里设置官窑，烧制琉璃瓦，为四大官窑之一。明代为营建宫殿，扩大了琉璃厂的规模，为工部五大厂之一。清代初期，琉璃厂迁移至京西琉璃渠，此处仍沿用琉璃厂之名。清以来，这里逐渐形成一条以书铺、字画为主的书画街，并为文人学士、社会名家和鉴赏、访书、藏书者所青睐。潘际云有诗云：

　　“细雨无尘驾小车，厂桥东畔晚行徐。

　　奚童私向舆夫语，莫典春衣又买书。”描述了这里对读书人的魅力。

　　大师这次在琉璃厂有重大收获，在一家店里发现两部清世宗撰著的《拣魔辨异录》，大师都请了回去。《拣魔辨异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大师为什么这么重视这本书呢？原来这本书与禅宗历史上一件大事有关。晚明时期的禅宗汉月法藏禅师（1573～1635）虽嗣法密云圆悟禅师（1566～1642），然而又自称得心于宋朝高峰原妙（1238～1259），印法于寂音（1071～1295），主张古今可遥相嗣法。其著作《五宗原》，认为“威音王佛之圆相早具五家宗旨”。其门人潭吉弘忍也作《五宗救》，论证他们倡导的法门“宗旨”，是从上六祖五宗世代相传的真正“法乳”。其师密云禅师反对他们的观点，师徒关于“临济宗旨”的论辩，引起禅门诸家诤论不已。清世宗雍正皇帝也是禅门的大师，至雍正十一年，他选编历代禅师的语录，全面了解到法藏及其徒弟的讹妄，就下令毁板，并禁止私藏流通。摘录法藏、弘忍、具德所说，悖道悖伦、妄造悖理之各语言八十余段，一一辟之，名为《拣魔辨异录》。印光大师赞同雍正皇帝的观点，认为《拣魔辨异录》其文，凡读书人阅之，都增长莫大学识。而于参禅之人更为有益。认为法藏法师乃佛法中怨，初亲近天童密云悟祖，得小悟处，便欲为千古第一高人，自谓无师自悟。密云欲付彼法，不肯受而去。密云追之，追至某处追及，犹不肯受。云祖勉强要他接法，他乃以三玄三要令密云答，方强受其源流。所说之事，均是妄造。士大夫信奉之若活佛。有谈及法藏破处者，必有大祸。

　　大师请到的两部《拣魔辨异录》，送了一部给谛闲法师，希望他帮助流通。大师自存了一部，后来听说日本弘教书院新印藏经，大师去南京拜访杨仁山居士的时候，就托杨居士把这一部《拣魔辨异录》送给日本入藏。后来大师自己又劝狄楚青石印一千部，仔细校订，再到民国七年，又在扬州藏经院刻印。

　　大师和谛闲法师一起护送大藏经到头陀寺，走水路，到达温州刚登岸，碰到天气突变，雷电交作，将要下大雨，为了不让藏经受到污损，两位大师虔诚祝祷，以冀龙天护佑。一面又多雇工人起运。历数小时，始达本寺。等到全藏刚进大殿的时候，大雨就倾盆而下了。当时观者塞途，都说感应不虚。大师帮忙把大藏经在藏经楼安顿好了以后，仍回到普陀山法雨寺。

　　二、南京拜访仁山老，善导宗风得继承

　　杨仁山居士长印光大师24岁，杨居士于中华民国建立前夕往生，弘法活动在清末。印光大师终清之世，韬光潜修，民国三年　（1914年），《佛学丛报》发表大师《宗教不宜混滥论》等四篇论文，方为人知，弘法活动集中在民国时期。但两位大师有过直接交往，这就是印光大师1905年亲自到金陵（南京）拜访了杨仁山居士并参观了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1837～1911），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石埭人。为清末复兴中国佛教之枢纽人物。生性任侠，好读奇书，淡泊名利，鄙弃科举，不愿入宦。太平军起，避乱杭州，偶于书肆得《大乘起信论》读后乃潜心佛学。曾两度出使欧洲，于英伦得识锡兰居士达磨波罗、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协力恢弘正法。归国后，于同治五年（1866年）出资设立金陵刻经处，拟刻印三千余卷之大小乘佛典，然生前仅出版二千余卷。又日本编印卍字续藏经时，杨氏曾提供佛教典籍数百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于刻经处设立祗洹精舍等，自编课本，招生教习佛典、梵文、英文等，培育后进。又兴办“佛学研究会”定期讲经。一时高僧如月霞、谛闲、曼殊等均往佐之。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等。文会又与英人李提摩太译佛经论为英文，以飨西欧人士，并选工绘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以弘扬净土，今仍流行。其于义理特尊起信论，于行持则崇尚净土。生平著述凡十二种，编入《杨仁山居士遗书》。

　　1905年之前，印光大师了解杨仁山居士，但杨居士不了解印光大师。这不奇怪，因为当时印光大师还在隐居潜修，而杨居士弘法名满天下。当时随杨仁山先生学佛的桂柏华居士朝礼普陀，在法雨寺见到印光大师以后，觉得俗事为累，难得一心，有出家离俗的想法。他给杨仁山先生写信说：

　　“在普陀时，晤后寺法师名印光者，系陕西人，道行深浅，非某下愚所能窥测，然其人亦素知夫子，不知夫子亦知其人，且悉其所造否？日后出家，拟即求其剃度，师谓何如？”信中说印光大师素知杨仁山先生。但当时仁山先生，还不太了解印光大师，所以他给桂的回信说：“普陀印光法师，未曾晤面，不能知其造诣深浅。”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印光大师为了雍正皇帝御制《拣魔辨异录》能够入藏流通等事，专程到南京杨公馆拜访杨仁山居士。前面曾经介绍过，光绪三十年（1904年）谛闲大师请藏经，请印光大师随去北京帮助料理，印光大师顺便到琉璃厂各书店看看，请到两部《拣魔辨异录》，一部送给了谛公，一部自己保存。大师对《拣魔辨异录》评价非常高：“此世宗以灵山泗水之心法，为儒释两教，作开金刚正眼之大光明藏也。若得流通，不但参禅者直下知归。即宗孔孟而探诚明之极赜者，亦如乘轮遇顺风，速得到彼岸也。”所以很想完成世宗入藏流通的遗愿。大师知道杨仁山先生与日本友人有联系，又了解到日本弘教书院在新印藏经，所以专程来南京托仁山先生把自己保存这部《拣魔辨异录》转寄日本，入藏流通。后来《拣魔辨异录》收入了《续藏经》，并写明捐赠人为印光法师。印光大师很关注经书流通方面的情况和知识，这次见面，大师还向仁山先生请教过百余年外之书，纸皆发脆的原因。杨老说可能是被煤烟熏过的缘故。印光大师虽觉得其说有理，但仍有疑问。以藏书多者，岂皆在有煤烟处。红螺无煤，书亦发脆。直到后来到扬州藏经院，请教一位老做书的人，才明白用毛边纸印的书，时间久了会发脆。

　　印光大师再至金陵刻经处，看到东洋（日本）现印的藏经，于是问杨老居士所用印刷材料是药还是墨，杨居士告诉是外国油墨。大师又问时间久了落不落墨，杨老居士说不落墨。

　　印光大师这次拜访杨仁山居士和访问金陵刻经处，请到很多国内失传的净土法宝，回去以后仔细阅读，详细校勘。如《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三·＜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　重刻序》谈到：“清光绪间，杨仁山居士，由东瀛请来此经《善导疏》、《无量寿经慧远疏》、《往生论昙鸾注》。皆久佚之法宝，俱为刻行。”大约1908年，印光大师在冬天的念佛长七中，将《善导疏》、《无量寿经慧远疏》、《往生论昙鸾注》阅读两到三遍，并校正错讹。

　　“期中略将《无量寿经疏》细阅两遍，其玄谈、总判，虽不及台宗。而消释文义，甚是清楚，不可不看。《观经疏》阅三遍，善导和尚专以平实事相法门，接引末世凡夫，不用观心、约教等玄妙法门，其慈悲可谓至极无加矣。良以业识未消，三昧未成，纵谈理性，终成画饼。又以古人闻理性当体便是，则进行弥速。今人闻此等语言，则废弛道业，但欲任己业识茫茫之天真耳。其书经中外抄录，错讹不胜其多。仁山杨子，凡点句读处皆恰当。至于校讹，亦只照样校对，并未厘正错讹，如所刻《弥陀疏钞》等。光不惜获罪，略为正订。觉善导婆心，更加亲切。然不敢与杨子及今之当道弘法者观，彼若见之，将又如通公之骂聪明人耳。《往生论注》阅一遍，文义显豁直捷，真能上继匡庐，下启天台、西河、长安等。宜细看之。此三种讹字皆标于顶格。待明春解七时当呈上一览。”印光大师校订的《观无量寿佛经善导疏》由南京佛经流通处于民国十三年刻印流通。

　　“三武灭法”后，中国很多佛教经典，包括净土经典失传，杨仁山先生通过日本友人请回大量经典，包括昙鸾、善导等的重要著作，应该对印光大师弘扬净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秉承善导专修之旨，阐发专、杂二修得失就是来自善导观“经四帖疏”。又如提倡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佛力、自力大小难易的判释从昙鸾《往生论注》得到印证。所以仁山先生请回净土经典对近代净土宗的振兴功不可没。善导大师一向专称弥陀佛名的净土思想对印光大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周孟由居士赞叹大师“秉善导专修之旨”。

　　杨仁山先生也从印光大师那里得到经过印光大师修治过的《释教三字经》，并进一步改编，更名为《佛教初学课本》于光绪三十二年流通。杨仁山居士在《佛教初学课本》自叙中说：

　　“《释教三字经》者，明季吹万老人效世俗训蒙之书而作也，敏修长老为之注释，流传二百余年矣。顷者，普陀印光法师从而新之，正文改十之三，注释改十之七，原本编为两排者，改而为一排，考据精详，文辞圆润，超胜旧作。而题名之处，不将重订者列于其次，可谓坦然忘我者矣。予不揣固陋，率尔改作，与新旧二本，迥不相同。事略而法备，言简而义周。人有劝余易其名者，因名其为《佛教初学课本》云。”

　　而印光大师修治本直到民国八年八月，由陈锡周居士夫妇出资在扬州藏经院刻印一千本赠送结缘，题为《释教三字经重治原本》。

祥瑞

顶礼印光大师  南无大势至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