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护与药师佛信仰在西藏的开端

霖然

本文发表于《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中国学文集》2010卷

寂护与药师佛信仰在西藏的开端

附藏文大藏经中四部归属寂护的药师七佛典籍介绍

陈智音（Sherab Chen）

【提要】

本文以分析作者身份为线索揭示八世纪末进入西藏的著名印度佛教大师寂护（Śāntarakṣita, Zhi ba 'tsho, 725-788）生平中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实：他将药师七佛信仰最早传入西藏，从而成为在东亚讲授药师佛修法的唯一有文献佐证的古印度僧侣学者。作者最初注意到这一历史事件的线索为藏传佛教药师佛修法中的师承文献，并进一步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找到四部作者归属为寂护的关于药师七佛的讲授、修习仪轨和赞颂文的依据。这些文献与元代并入汉文大藏经中的一些译籍，特别是沙罗巴的两种药师七佛仪轨相呼应。由此推断寂护就是将印度大乘佛教药师佛信仰传介到西藏的第一人。鉴于以药师佛为中心的东方药师琉璃净土信仰在东亚地区流行的普遍性等同于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西方极乐净土信仰，本文的发现将对理解这一重要信仰的起源、流变和西藏与内地佛教信仰的交流以及相互影响有所助益。[1]


学术界对寂护的研究一度偏重于他在佛教哲学上的贡献和地位，本文将首先综述当代学者对寂护“非哲学”著作活动的注意，找寻他在藏传佛教药师佛法门师资传承上的线索。然后提供发现于第五世代DL喇嘛著作中对寂护开创药师七佛传统的一段资料。随之介绍现存藏文佛教大藏经中归属寂护的四部以药师七佛修法为内容的典籍，并联系寂护生平中的密教活动来讨论其作者归属等问题，特别提出其中一段可能体现他的哲学思想（或解脱学）的言句加以讨论。最后评论寂护对药师佛信仰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影响，提出现存问题以及未来调查方向。

寂护的“非哲学”著作以及当代学者对其在药师佛信仰传播中贡献的认识

寂护是众所周知的在8世纪西藏佛教早期建立阶段起决定作用的几位印度大师之一。他与莲花生（Padmasaṃbhava）和藏王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一起被认为是藏传佛教前宏期的三位代表人物，史称“师君三尊”。就像11世纪西藏后宏期重建佛教的阿底峡尊者，同样，他是前宏期将佛教在西藏实际建立起来的关键性人物。同时，在佛教哲学体系方面，寂护被西藏人尊为中观顺瑜伽行自续派[2]的代表，是这一宗派的根本典籍《中观庄严论》[3]的作者。佛教文献中归属于寂护的“哲学著作”已被当代学者以极大热情加以研究介绍，其成果使我们了解寂护在佛教哲学发展及其在西藏的继承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然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寂护不是一个单纯的佛教哲学家，换言之寂护的佛教哲学著作是他的佛教修行和传播活动的一部分。为了个更充分地认识和评价寂护在西藏佛教中的贡献和地位，我们必须对他的所谓“非哲学”著作活动同时加以考量。寂护的“非哲学”著作已经得到一些当代学者的注意。Christian Lindtner介绍了一部题名tattvasiddhi的著作，该书中出现了一种法称因明论理在密乘修习上的应用[4]。Lindtner对这部著作的署名“寂护”未加怀疑，而认为他与我们这里所指的寂护是同一人。Ernst Steinkellner对此提出异议[5]，认为就这部著作的写作风格与结构而言，特别是从它缺乏佛教学者著作质量的特质上看，其作者不可能是寂护。然而，Steinkellner也指出“这部著作的密教典籍性质本身却不能排除它是寂护撰写的可能性。因为到8世纪以前佛教密教传统已经在寺院[制度]中和知性[教理]上建立起来，并且确有其他以寂护名义传承的密教经典。”


对于“其他以寂护名义传承的密教经典”，Steinkellner在一处脚注中给出一些典籍的《丹珠尔》北京版目录号码。而其中之一，即P3954，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四部著述之一（第二部）。这四部著作的作者身份问题目前尚无人讨论，这也说明寂护将药师佛信仰传入西藏这一事实尚未得到当代学者足够的重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在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找到一散见的线索。Gregory Schopen在他1978年题为《药师经与吉尔吉特佛教》（Bhaiṣajyaguru-Sūtra and the Buddhism of Gilgit）的博士论文中注意到克珠杰的《四续部广解》[6]里的一段话“一些人主张以下典籍应当属于（显乘的）经类，他们的根据是前人编辑的藏经目录。。。1 七如来往昔誓愿经、2 薄伽梵药师琉璃光往昔誓愿经。。。其他人则主张它们应属于咒乘类，因为阿阇黎寂护撰写了一部（修习药师七佛的）仪轨，而且他的著作是依照（密乘）事部的仪轨法写就的。。。”他的引用显然是根据Lessing与Alex Wayman的《佛教怛特罗介绍》[7]。而Lessing与Wayman触及的是《东北大学西藏大藏经目录索引》[8]中编号为3133的一部著作，虽然它的确是我们下面将要调查的四部之一，但这一部本身却没有标明作者。其实，若按照编号去翻检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就不难发现，这一部只是前后连续的三部以药师七佛为主题的著作中的第二部，而只有第一部的跋文中有作者及题献说明。

Matthew Kapstein在讨论7至8世纪佛教在西藏建立为国教过程中王室所扮演的角色时，由同事的提醒得以注意到这四部著作的第一部，他在书中一处脚注中提及“寂护为藏王写作了七如来修习仪轨”，并将该跋文大部分译出，同时指出“此文本的古旧性可从它被录入丹噶尔玛目录（见Lalou 1953编订本第147号）而得到证实。”[9] 应当指出的是，寂护撰写有关药师七佛著作的证据不仅在于这些作品被收入824年编订的丹噶尔玛目录，而且，布顿（Bu ston, 1290-1364）在其《布顿教法史》（即《佛教史：大宝藏论》）怛特罗著作一章中也讲到“阿阇黎寂护撰写的广中略三种药师七佛修习仪轨”，当然在相关讨论中他认为这几部著作应归入佛经之类[10]。

关于药师佛信仰的研究，Raoul Birnbaum的工作[11]也值得一提。他以汉传佛教药师佛传统为主，述及“有大量药师佛仪轨文本在中唐时期和以后的朝代中由密乘大师相继译出”，而这些文本都是“从密教传统中发展出的复杂的修法仪轨”。在Lessing和Wayman翻译的一些藏传佛教相关仪轨的基础上，他简要地提及藏传佛教中的药师佛信仰，特别从有关象征符号与造像艺术的角度作了一些介绍。但他并未深入探讨这些修法仪轨是如何传介到西藏并在那里发展起来的。

寂护作为藏传佛教药师佛修习法门的开创者

在众多有关药师七佛修习法的藏文资料中，第五世DL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的《药师七佛供养法汇》[12]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在其中详细讲述了药师七佛修法在西藏早期的传承和发展历史。根据五世DL喇嘛：

[寂护]亲教师因为担任了为“七试人”等三百多名有智之士出家授戒的亲教师而被尊称为“大亲教师”；又因为他表现为菩提心成就的大德而被尊称为“菩萨”。这位大师，为了便于藏王[赤松德赞]举行佛教仪式而撰写了《无垢顶髻陀罗尼仪轨》和《药师佛经轨》。在后者中他依据800颂的[药师七佛]经的广本编写修习仪轨，分为称作“仪轨三要”的预备、正修、结行三段。具体而言，即预备时做清除修行内外障碍的沐浴法、为获得顺利修法条件而向曼荼罗献供、正见禅观（即观修空性）、迎请福田、正式修行开始时先做总的礼敬，然后[对每一佛]分别做广大的礼敬并与他们的誓愿契合、在结行时再做酬谢的祈祷等等。

他还提到藏王赤松德赞按照寂护的指示修习并承诺每月初八日都修习药师七佛仪轨（后来这在西藏演变成一种传统延续至今）。

五世DL喇嘛说明这一传承“除拉隆帕多吉一人之外一直由西藏王室成员延续。”他给出直到古格王孙则德之间没有中断的传承谱系，并兼述各任藏王的事迹和修习药师七佛所获得的利益。这一王室传承谱系如下：

寂护（Śāntarakṣita）

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u btsan, 755-797）

萨纳列（Sad na legs，又名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赤松德赞之子，在位798-815）

赤德祖丹（又名热巴巾Ral pa can, 在位815-838）

拉隆帕多吉（Lha lung dpal rdo rje，刺杀朗达玛者）

欧松（'Od srung，朗达玛之子，在位838-842）

帕阔赞（Dpal 'khor btsan，欧松之子）

吉德尼玛贡（Skyid lde nyi ma mgon，帕阔赞长子）

扎西德（Bkra shi lde，帕阔赞次子）

阔热（Kho re，又名天喇嘛耶喜沃，德祖贡Sde tsug mgong之子）

拉德（Lha lde，天喇嘛耶喜沃弟松额Srong nge之子）

沃德（'Od lde，拉德之子）

赞德（沃德之子，其名又作则德Rtse lde）

五世DL喇嘛还记述了与此谱系平行的另一个起源于寂护的故乡萨霍尔的传承谱系：

寂护（Śāntarakṣita）

小菩提萨埵（Bodhisattva mchung ba）

萨霍尔王格威帕（Dge ba'i dpal）

阿底峡（Atiśa）

拉尊绛曲沃（Lha btsun Byang chub 'od）

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由阿底峡尊者传入西藏，而这个谱系在西藏的开始是从雅隆王朝灭亡之后，并应当与后宏期藏传佛教的教派建立同时。这一系药师佛教法传承与王室传承究竟有哪些同异，尚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五世DL喇嘛记述的这两条传承谱系起源都是寂护，但他也列举了后期传承中的一些变异以及其他传承的混入。这一点也可从佛教造像学以及仪轨文献学显示的药师七佛修习法中的差异性证明，同时也说明药师修习法在西藏的演化。因属更专门的领域，本文暂不讨论。然而不论怎样讲，可以统一的认识是，西藏各教派都承认寂护是药师佛修习法门在西藏的开创者。

四部作者归属为寂护的药师七佛典籍

我们在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中找到四部专门讲解药师七佛修习法的著作典籍。下面简要描述这四部典籍的文本。

第1部、 题名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sngon gyi smon lam gyi khyad par rgyas pa zhes bya ba'i mdo sde man ngag，可译作《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经教授》（东北大学目录3132、大谷大学目录3953）。是四部文本中最长的一部。正如布顿所检定，是以“经教授”（mdo sde man ngag）或说“依照佛经意趣讲授”的形式撰写的如何供奉祈祷药师七佛经中所讲的七如来的著作。该著作的目的和内容显示于开篇一段文字中：“连同《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经》中摘出的念诵文供奉药师七佛后接着向他们祈祷的仪轨”。此文本中有非常详细的仪轨修习法，并于最后有一段包括题献和作者陈述的跋文，其作者陈述为：slob dpon bo dhi satwas mdzad“阿阇黎菩提萨埵著”。在德格版中占29长页、在Pu函第246页上第7行至275页上第5行。

第一文本后跋全文为：“为自在圣主吉祥赞普天子赤松德赞寿命增长、王位巩固、得大权势、清净业障及增广[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之故，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经教授，阿阇黎菩提萨埵撰。”这一后跋显示这部著作的性质实际上就是讲解如何将药师七佛经付诸修习，而且说明了写作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藏王赤松德赞世间（寿命、王权）和出世间（清净业障、增广二种资粮）的利益。

第2部、提名de bzhin gshegs pa bdun gyi sngon gyi smon lam gyi khyad par rgyas pa'i gzungs bklag pa'i cho ga mdo sde las btus pa，可译作《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修诵仪轨、经文摄略》（东北大学目录3133，大谷大学目录3954）通读此文本后我们并未找到比第一文本更新的内容。与期望相反，虽然其标题中有字面意思是“陀罗尼诵读仪轨”gzungs bklag pa'i cho ga的字样，但此文本并无如此特性，因为此文本中重复了同样的第一文本中已包含的四种陀罗尼。换言之，第一第二文本都指示要念诵原药师七佛经文中的四陀罗尼和主陀罗尼。另外，在此二文本中主陀罗尼正文均被略去。这种情况使我们认为第二文本只是较第一文本简略的仪轨修诵法，而并非如标题字面意义上的（专门的）“陀罗尼诵读仪轨”！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东北大学目录将此文本的标题翻译为 “rite for dhāraṇī recitation（陀罗尼读诵仪轨）”就似乎不恰当。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标题可能说明一类早期密乘文献的性质，这些文献的主要内容与一般的佛经没有两样，标题也是“某某经”的形式，而只是增加了陀罗尼部分，因此便需要有讲解如何修习或诵持这种带有陀罗尼经文的教授。与此可以互相参照的是归属寂护的另一系列的关于修习《无垢顶髻陀罗尼经》的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的标题上也出现了gzungs bklag cho ga的字样，但同样不仅仅是指示如何念诵陀罗尼，而是与药师七佛的文本性质一样，并且也略去了陀罗尼的正文。

尽管如此，第二文本真正区别于第一文本的地方是在于它在最后两页上出现了一段以偈颂体写的供养法（pūja），并且很像是一个独立的修诵部分！第二文本无作者陈述，被紧接着排于第一文本之后，在德格版中占20长页、在Pu函第275页上第5行至295页下第6行。

【相关汉译资料】
在此值得提及的是，我们发现了第二文本的一个相关汉译本。这个汉译是由元代译师沙啰巴（1259-1314，巴思巴国师之徒）完成，并且是少数被编入汉文大藏经的藏文汉译作品之一。标题是《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这一标题也支持我们上面对gzungs bklag cho ga的解读，因为这里也写作“念诵仪轨”而不是“陀罗尼读诵仪轨”。此汉译有两卷，在《大正藏》编号925、卷19、33至41页。

原作者的名字被沙啰巴译作“善护尊者”，从表面上看并非“寂护”，但如果我们考虑寂护名字的梵文写法：Śānta-rakṣita（又作Śānti-rakṣita），其中śānta或śānti意为“寂静”、rakṣita 意为“护”。而śānta或śānti也有“乐善”的意味，如佛教四法印第四nirvāna-śānta通常译作 “涅槃寂静”，但也有译作“寂灭为乐”。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善护”似乎也不失为Śānta-rakṣita或Śānti-rakṣita这个梵文名字的一种意译。[13]

在汉文大藏经中与此排在一起的是沙啰巴的另一译作，标题为《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大正藏》926卷19第41至48页）。主要形式为偈颂体。通读此文本后，我们推测这就是上述归属寂护的第二文本后面独立的“供养法”部分的汉译，只不过并入了很多其他偈颂文，这些偈颂文的原作者不详，但很可能是出自沙啰巴所从属的萨迦派人士的作品。


第3部、 沒有明确的标题，但在开头处有一段与第一文本开篇相同的文字，即“连同《七如来往昔誓愿广分别经》中摘出的念诵文供奉药师七佛后接着向他们祈祷的仪轨”（东北大学目录3134，大谷大学目录3955）。这是一部非常简短的仪轨修习法。无作者陈述，紧接着排于上述第二文本之后，在德格版Pu函占6页，从第295页下第7行至301页下第7行）。

第4部、 我们还在《丹珠尔》赞颂部中找到一篇标题为aṣṭatathāgatastotra（梵文）de bzhin gshegs pa brgyad la bstod pa（藏文），可译作：《八如来赞》（东北大学目录1166，大谷大学目录2055）的文本。这是一个共17节以偈颂体写成的对药师七佛连同释迦牟尼佛的赞颂文，因此题名为“八如来”赞。文后有作者陈述：“阿阇黎寂护著”。注意这里的作者名与前面第一文本后的陈述（阿阇黎菩提萨埵）的区别。这一文本虽然不与上面的三部组合在一起，但因为主题和作者相同，所以在此一同讨论。并且我们发现，这17节偈颂中的前7节与最后一节在第二文本后的那个两页的“供养法”中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此文本在德格版大藏经中的Ka函第238页上6行至239上4行。

文本一至三由《丹珠尔》的编纂者并列归入“续释类”，第四文本被归入“赞颂类”。

【一段观修空性的文字】
这四部文本的形式主要是讲解仪轨修习方法，因此可以说属于“非哲学”著作。但我们仍然在第一部中发现了一段简要的观修空性的文字，这段文字给了我们一些著作者解脱学理论基础的提示。因为我们知道，观修空性是佛教修习的最重要的部分，而如何正确修习则必须以对空性（哲学理论）正确的理解为基础。因此对佛教修习仪轨中观修空性部分的讲解往往能够体现作者对佛教空性理论的认识，从而从侧面验证作者所从属的理论派别。这段文字从指示如何发心开始：

先依经中所说仪轨，特别培养对一切有情的慈心与悲心。安置供养、集为七聚，顶礼十方圣众。然后，应由所谙习之理路，适时修习诸法无缘空性三摩地。此后，从三摩地起，如是思维：一切圣者皆依此诸法无缘之义证悟真如，其身语意犹如虚空，无有障碍，乃至获得力、加持不可思议之圣位。嗟夫，此诸有情因未证悟法真如性，故此愚蒙遭受极多烦恼及苦，堕于可悲之地；而一切从无始以来流转生死之有情，无一不是于我有恩之善友福田，我亦当先发起殊胜菩提心，誓愿成就众生广大利益及无量安乐之时，将一切友情荷负自身，如是诸菩萨不应舍弃（任一有情），猛利发起如何努力将彼等拔出痛苦、置于安乐之大悲大慈之心！

这段观修空性的关键字句是“修习诸法无缘空性三摩地”，特别是其中“诸法无缘空性”，是一佛教哲学中少见的对空性的描述词句。但这一描述似乎从一个侧面呼应寂护糅合瑜伽行与中观哲学的独特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称为“中观顺瑜伽行派”。该体系除了主张中观宗的“诸法性空”，也承认瑜伽行唯识派的“无（实有）外境”的理论。这一描述词句中的关键词“无缘”（dmigs su med pa）可以理解为“无（实有）外在的所缘”。“能缘的” 是心，“所缘的”就是外境或说心（识）的对象。因此说“诸法无缘空性”等同于说“一切现象均无（实有）所缘外境的空性”。这一观修空性的教授一字不差地同样出现于归属寂护的另外两部事部密乘典籍《无垢顶髻陀罗尼及造塔修法》之中。


在第二文本中观修曼荼罗处出现的“识为相”一词：超越三界之所行境、出世间殊胜善根所成就、极清静自在转、识为相之如来住处（曼荼罗）
这里用“识为相”（rnam par rig pa'i mtshan nyid）一词来说明佛菩萨显现的庄严佛土和宫殿曼荼罗的根本性质。rnam par rig pa'i mtshan nyid还原为梵文即vijñāpti-lakṣaṇa，这一概念与瑜伽行派的“唯识性”（rnam par rig pa tsam nyid，梵文vijñāpti-matratā）义理同源。

宏元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恒念弥陀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3_111:}

霖然

文本作者真实性及相关问题

以上所引五世DL喇嘛的记述与相应的汉文译本似乎都支持第一和第四文本后面的署名的作者就是寂护。这四部典籍被登录于《丹噶尔目录》以及被保存于现存几种《丹珠尔》的事实也说明这些著作的权威性已得到如布顿等藏文大藏经的重要编纂者的承认。

然而，这些著作写作的确切时间不明，虽然我们能够肯定它们是寂护在西藏时期（8世纪晚期）。我们推测它们是在两种《药师佛经》被世友（Jinamitra）、施戒（Dānaśīla）、戒自在菩提（Śīlendrabodhi）和智军（Ye shes sde）正式翻译成藏文之前，因为世友、施戒和戒自在菩提都是藏王赤德松赞（Khri lde srong btsan）在位期间（798-815）来到西藏的印度佛教学者。还有，这几部典籍文后没有译者信息，我们也找不到任何这些著作的梵文版本。如果它们不是一开始就用藏文写就的，则很可能与阿底峡撰写的《菩提道灯论》（Byang chub lam gyi sgron ma）的情况相似，也就是说只有藏文本流传下来。尽管如此，这四部典籍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能找到的印度佛教学者在西藏传授药师七佛修习法的唯一文献佐证，因此其存世价值远远超出一般的密法修习仪轨。


此外，我们至今也未能找到任何寂护之前的药师佛法门的传承信息。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在寂护生活的时期，药师七佛信仰在北印度特别是尼泊尔和孟加拉一带可能很盛行。

寂护的密乘教法活动

第一文本后跋中的作者署名“阿阇黎菩提萨埵”（Slob dpon Bo dhi satwa）是一个有趣的结合。这一名称与《中观庄严论》的作者署名“阿阇黎寂护”（Slob dpon Zhi ba 'tsho）不统一，而我们却知道在一些藏文史料典籍中，寂护经常被尊称作“菩提萨埵”。然而，因为在古藏文史籍《巴协》（dba bzhed或sba bzhed）、《布顿教法史》（Bu ston chos 'byung）以及《青史》（deb ther sngon po）中的确出现有称呼寂护为“阿阇黎菩提萨埵”的场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不统一性只是书目学意义上的，不能以此否定这两种著作的作者为一人的事实。

但奇怪的是，除了克珠杰的《四续部广解》和以后五世DL喇嘛的《药师七佛供养法汇》中的传承史一段以外，其他著名藏文史籍如《巴协》、《青史》，甚至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教法史》（rgya gar chos 'byung）等均无寂护撰写药师七佛仪轨的明确记录。寂护传授这一重要修习法门一事之所以被这几部史籍忽略，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密乘教法活动被稍晚于他入藏的莲花生大师更为突现的密乘事迹以及他本人作为中观顺瑜伽行自续派代表人物的事迹所掩蔽了。一些佛教史学家甚至推测有不只有一个寂护，比如多罗那在他的《印度佛教教法史》中说：

很明显[赤松德赞在位时]进入西藏的阿阇黎菩提萨埵应该生活于[印度]句波罗王（Gopāla，8世纪）与达摩波罗王（Dharmapāla，8世纪晚期至9世纪）之间。而根据西藏史料却有人说在他（寂护）在世时有9任藏王去世。照这样的说法，他应该可以触到无著兄弟的脚了，这是很希奇的[反语]。众所周知他与大亲教师寂护、《中观庄严论》的作者为同一人。让我们暂时这样承认，因为所有著名西藏学者均同意这一点。。。而且同一人而有不同的称呼也不矛盾。他的一个名字肯定是寂护，因为这个名字里的“护”字被加在他的弟子“七试人”的名字中。[14]

在这段文字中，多罗那他实际上否定了一些西藏史学家认为的寂护在世时间早于句波罗或8世纪的说法，但他也承认西藏大多数学者观点，即撰写《中观庄严论》作者阿阇黎寂护与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入藏的被尊称为菩提萨埵者是同一人物。

我们也应考虑密乘教法于8世纪最初传入西藏时并非是以和平的方式，而事实上是为了克服西藏本地的反对佛教的苯教势力。莲花生在降伏了那些“对佛教有敌意的恶魔”之后不久便离开西藏。这些苯教势力与西藏吐蕃朝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史料暗示部分导致莲花生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强大的密法力量受到朝廷大臣的猜忌。而与莲花生不同，寂护却留在了西藏，并在那里受人尊敬地度过余生。如果说莲花生在西藏是被描述为可畏的反对势力的破坏者，则寂护是被描述为较为和平的改良主义者和印度佛教传播者。因此他传授的药师七佛修习法门，就算本身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密法，也仍然很大程度上限于宫廷王室内部。

不过，寂护显然仍是那个时期印度大乘佛教中精通密法的博学者（班智达）。他建议藏王邀请莲花生来西藏对付那些顽固的抵制佛教的笨教势力这一事实本身已显示他运用密乘教法克服传播佛教障碍的态度。《巴协》还记录了他指示藏王修习多罗佛母，并赐予他马头明王[15] 灌顶以“消除中断障碍”。[16] 此外，寂护还是西藏第一所佛教寺院桑耶寺的设计和督建者。桑耶寺是仿照印度欧丹达普黎寺的形制建造，而该寺当时是印度大乘教法特别是密乘教法的中心。克珠杰在《四续部广解》中列举寂护撰写的几部陀罗尼密法著作时把它归为密教陀罗尼乘、特别是事部密法的“权威教师”之一。[17]

在寂护教法影响下出现的藏文药师七佛典籍

寂护之后，越来越多的成系统的密乘仪轨出现、并被译成藏文而在西藏得以继续发展。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及11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对印度无畏护（Abhayākaragupta）一系密乘教法的推进，《续部总集》就是该系教法的一个集成。这时，药师七佛修习法门也渐渐流传开来。由47尊或51尊本尊护法组成的药师佛曼荼罗在《续部总集》中列为第三部，紧接着就是无垢光明（'Od zer dri med，即无垢顶髻）曼荼罗。这两种事部密法都是由纪寂护首先介绍到西藏的。随着西藏吐蕃王朝的灭亡以及佛教新教派的建立，药师七佛修习法门已不再仅仅是王室的承诺，而是开始在西藏寺院和在家佛教徒中广为流传。在西藏佛教发展中有影响力的西藏本土佛教大德也开始撰写供奉修习药师七佛的仪轨。也正是在这些丰富的药师七佛修习文献中，寂护在药师佛信仰传承上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确证，因为在几乎所有大小修习药师七佛的仪轨或念诵文中，在师资传承或上师祈祷处，寂护总是被尊为师承第一人而置于传承此教法的历辈祖师名单之首。

寂护在西藏传授药师七佛法门的影响与意义

寂护生活的时代目睹了许多大乘佛教典籍从“经乘”（sūtrayāna）形式向“陀罗尼乘或怛特罗乘”（mantra/tantrayāna）形式的转变。与稍早于他的著述出现的由金刚智（Vajrabodhi，669-741）及其弟子不空（Amoghavajra，705-744）所完成的几部药师佛一尊与七尊修法仪轨相似，寂护的药师七佛经仪轨修习法也是这一转型的例证。至此，药师佛的供奉修行便成为跨国界的信仰，成为至今在西藏以及东亚各地区活着的佛教传统。当蒙古人成功地控制了亚洲并采纳了藏传佛教，在元朝大一统的伞盖下，从13至14世纪，促发了一次西藏与汉传佛教之间的交流。藏传佛教传统首次向汉传佛教群体输送教法原料。如果说将元朝任命的佛教教主巴思巴的生辰周年纪念仪式增入禅宗寺院权威典籍《百丈清规》（成书于唐朝）是在某种政治势力影响下的结果，那么几种汉译藏传佛教典籍并入《大藏经》则显示了这两个传统间的互动。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藏译汉典籍中，我们看到沙罗巴翻译的寂护的药师七佛修习仪轨。西藏佛教前宏期时汉传佛教传统与印度佛教传统之间的理论差异导致的教派冲突，最终表现为寂护的弟子莲花戒与汉传佛教禅宗一支的摩诃衍和尚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其结果是印度传统的胜利和汉传佛教传统从西藏的退出。而这场辩论似乎从汉传佛教方面并未得到任何重视，因为直到近现代之际这一史实才得以在中原地区认知。然而却早在14世纪，寂护的药师七佛修习教授就被译传到汉地中原地区，虽然寂护（或静命）这个名字当时仍似乎无人知晓！这一方面说明药师佛信仰在藏汉两地的盛行，另一方面也说明由寂护开端的药师佛修习传统的权威性。


这一鲜为人知的寂护撰写四部药师佛修习法和在西藏开启这一教法传承谱系的事实为寂护的生平增添了重要的一段插曲，并与他在西藏传输大乘佛教哲学、建立毗奈耶（戒学）传承谱系的活动相参照。作为药师七佛供奉修习法的开启者，他的这一教授被西藏人视作能使钝根和利根都受益的方便法门。特别是其中一剂观修空性与慈悲心相结合的药品，不啻是他的中观思想和大乘修行者利乐众生精神的实际体现。药师佛的供奉修习最初只是西藏王室的一个承诺，后来随着佛教在西藏的普遍而进入僧侣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正如他在药师佛供奉修习法第一部著作后跋中为施主藏王赤松德赞题献的那样：寿命增长、社会地位巩固、任运自在、清净业障和增广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也正代表了一切供奉修习药师佛者的今生与来世的希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一教授能传承不断、甚至向外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还需要对藏传佛教中药师七佛传承作进一步调查。寂护的这四部药师七佛著作尚需审读，以期进一步了解药师佛教法从显乘佛经向密乘陀罗尼经类的发展以及其在西藏和汉传佛教地区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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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陈智音（英文名Sherab Chen），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士、印度德里大学佛教学系硕士、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系藏传佛教专业博士生、图书馆系硕士。从1987年起系统学习经典藏文与藏传佛教，翻译整理藏传佛教典籍，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97年定居美国，主持《菩提道次第广论》汉语新译项目。2004年起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任助理教授，主持非罗马文图书资料登录工作至今。

[2] Yogācāra-Svātantrika-Mādhyamika

[3] madhyamakālaṃkāra, dbu ma rgyan

[4] Christian Lindtner, "The Argument in Santaraksita's Tattvasiddhi" (presented at the 2nd STS conference, Denmark, August 1989).

[5] Ernst Steinkellner, "Yogic Cognition, Tantric Goal, and Other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Dharmakīriti's Kāryānumāṇa Theorem" in Dharmakīrti's Thought and Its Impact on Indian and Tibetan Philosophy, ed. Shoryu Katsura, 356-57 (Wien 1999).

[6] Alex Wayman, ed. Mkhas grub rje's fundamentals of the Buddhist tantras : rgyud sde spyihi rnam par gzag pa rgyas par brjod (Mouton, 1968).

[7] F. D. Lessing and A. Wayman, 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ist Tantric Systems, 2nd ed. (Delhi: Motilal, 1978), 109.

[8] チベット大藏經総目録索引(Sendai:  Tōhoku Daigaku Hōbun Gakubu, 1934) 。以下简称东北大学目录。

[9] Matthew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1, note 64.

[10] 事部、行部和瑜伽部的根本经典通常题名为某某经，而无上瑜伽部的经典通常题名为某某怛陀罗。从而一些传统佛教学者将早期密乘特别是事部或行部的典籍归类到佛经当中。

[11] Raoul Birnbaum, The Healing Buddha (Boulder: Shambhala 1979).

[12] 《药师七佛供养法汇》sman bla bdun gyi mchod pa'i cho sgrigs, 五世DL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文集，第12函 The Collected Works (gsung ‘bum) of Vth Dalai Lama Ngag-dbang-blo-bzang-rgya-mtsho, v.12 (Gangtok, Sikkim: Sikkim Research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1991-1995)

[13] 有趣的是寂护的藏文译名也不是一般的直译，而是译作zhi ba 'tsho。这里，zhi ba（寂静）是对译śānta，没有异议，但第二部分的'tsho有“养护”和“长养”的意义。这一藏文名称被部分中国佛教学者译作“静命”！

[14] Lama Chimpa and Alaka Chattopadhyaya, transl., Tāranātha’s History of Buddhism in India (Delhi: Motilal, 1990), 269-70.

[15] 马头明王是佛教密乘中观自在以可畏形象出现的本尊之一。

[16] Pasang Wangdu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transl., Dba’ bźed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 of the Buddha’s Doctrine to Tibet (Wien, 2000), 65.

[17] 见F. D. Lessing与Alex Wayman的Introduction to the Buddhist Tantric Systems (Delhi: Motilal, 1978, 2nd ed), 1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