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月大师（老舍的不解佛缘）

慧炬常明

老舍-->杂文集第十四卷-->宗月大师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着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载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华西日报》

慧炬常明

　　宗月大师(1880-1941)，俗姓刘，名寿绵，满族，是京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宗月大师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原本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他家的产业。老舍笔下的宗月大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帮助穷人。


　　宗月大师出家前，人称“刘善人”。1925年出家，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


　　抗战爆发，宗月大师积极声援中国军民的抗日行动。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各种手段威胁宗月大师，让其加入日伪组织的佛教会、授予“满州国师”称号、邀请其访日，这些都被宗月大师严词拒绝。对京津一带出现的大量难民，宗月大师则关心备至，积极组织救济，得到难民的爱戴。


　　最值得称道的是，宗月大师冒着生命危险，掩埋了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民遗骸。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北京城，日本人打扫战场时，只掩埋或火化日军士兵遗体，对中国人的遗骸不管不顾，北京周边战场上数千具中国人的尸体暴露荒野。


　　日本人不掩埋中国军民的遗体，而许多中国人因为怕被日伪政府怀疑“通敌”，也不敢去收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阵亡的抗日军民暴尸荒野，宗月大师毅然手举一面自己设计的大旗，领导数十名僧人和少数青年俗人，去掩埋中国军民的遗骸。在寒冬中，他们持续工作了一个多月，找到并掩埋了3000多具尸体。由于气候恶劣，加之年老体弱，宗月大师很快就病倒了，但他坚持掩埋完最后一具尸体，才同大家一起回城。在掩埋过程中，他们也会发现日本士兵遗体，宗月大师本着佛教的悲悯精神，也会将日兵遗体一并掩埋。


　　宗月大师掩埋抗日军民遗体的事情被日本侵略者得知后，宗月大师立刻被逮捕，但日伪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久又将宗月大师释放。


　　从宗月大师在抗日期间的所作所为，可以感受到宗月大师作为中国僧人的崇高品质。宗月大师悲悯众生，爱国爱教，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大师“圆寂后出殡时，半个京城的贫民，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他们都是受过他恩惠的百姓，成为沦陷的北京城内一桩盛事。”（悟性法师《散金碎玉集》第一篇《梦》）


　　“此公姓氏君知否？三十年前刘善人。”宗月大师无论出家之前还是之后，都真正做到了无私、无我，一心惦念着穷苦百姓，是现实中的“活菩萨”。近代净土大德夏莲居居士，在宗月大师仙逝后，曾作4首挽诗，最后一首诗赞扬他：


　　成佛还须先作人，凭将忠孝显空门。十方赞叹龙天敬，即是名为报佛恩。（余常谓宗公于佛法为忠臣，于师门为孝子。）


　　“佛家忠臣，师门孝子”这一称号，宗月大师是当之无愧的。面对日本侵略者，宗月大师表现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确实是国家忠臣，体现了佛教的大无畏精神；面对穷苦百姓，宗月大师表达了无限的怜悯，并进行了竭尽所能的救济，是佛教慈悲精神的最好说明。（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


　　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


　　他并非老舍先生学堂里的老师，但却是影响老舍先生人生的以为重要的人。老舍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正因为有这位由富至贫先生的资助 。 宗月大师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了老舍，他并非他的老师，但是却是让他受益匪浅的一世之师。




老舍的不解佛缘

张桂兴

　

一

　　从时间上来说，佛教是诸宗教中最早撞击老舍心灵的；从交往的程度上来说，老舍与佛教的关系似乎也更为密切一些。然而，当老舍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时，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换句话说，老舍是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最早与佛教结缘的。
　　当探讨老舍所受到的佛教影响时，联想到的第一个人，毫无疑问的便是“宗月大师”了。
　　关于“宗月大师”的情况，目前掌握的较少。只知道他姓刘，名德绪，字寿绵，是西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粤海刘家是内务府人，因祖上曾在广东负责过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刘寿绵家产万贯，好善乐施。１９２５年出家当和尚，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的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后来， “宗月大师”本人也曾经做过 北京鹫峰寺的住持。
　　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就读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师”信佛向善的结果。就老舍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是根本上不起学的。他的上学，完全得力于“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鼎力帮助。老舍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谈到“宗月大师”送他入学的情况：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宗月大师”的佛心高照，就不会有老舍读书的机会，老舍也就不会有后来所具有的文化知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佛心”改变了老舍的人生。
　　其次，是“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佛家精神品格深深地影响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好善乐施、同情穷人的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做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同样，如果说母亲给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的话，那么“宗月大师”就是老舍青少年时期重要的精神导师，走向人生的引路人。特别是“宗月大师”的苦行、向善、助人等佛家精神品格，曾经对老舍的一生发生过更直接、更现实、更深刻的影响。
　　正如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师”的文章中所谈到的：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样！

二

　　谈到老舍与佛教的情缘，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位对老舍有过重要影响和帮助的人，那就是许地山。许地山除了在促使老舍创作兴趣的急遽增长上发生过重要作用之外，对老舍宗教信仰的选择也同样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１９２４年夏，老舍到达英国伦敦之后，与许地山交往较多，开始一个时期，两人就居住在一起。受许地山的影响，老舍又一次产生了“想知道一点佛学的学理”和“研究一点佛学”的愿望。据老舍后来回忆：

　　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

如果说，老舍幼年时期接触佛教是处于被动的话，那么，这次接触佛教却是主动的了——许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请求下才为其开出佛学必读书目的。尽管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读过多少部佛学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说明：老舍的确是读过佛经了，以至于使他后来禁不住感叹地说：“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另外，从“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的举动中也至少说明，老舍始终未有放弃对佛学的追求。
　　老舍在评价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时曾经这样说：“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做礼拜。他象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老舍用来评价许地山宗教信仰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说：“拿来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样的恰如其分。说许地山，实际上，是说他自己。”事实也正是这样，老舍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对佛教却始终怀着那么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师”已经开始进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首次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财产“完全施舍出去”，带着五六个大姑娘（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静心修行。“不单是由魔道中把她们提拔出来，还要由人道把她们渡到神道里去。”当他听了李静的哭诉后，“一面落泪一面念佛”，再三解释说，“救人灵魂比身体还要紧”，并力劝李静也来参加修行。从所描写的情况来看，这位董善人无疑是以“宗月大师”为原型的。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宗月大师”的影子，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老舍对佛教的那种崇拜之情。

三

　　抗战时期，老舍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价值都做了重新审视。正如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佛教更为偏爱。纵观他在本时期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创作中，始终都贯串着中华民族通过“涅槃”而获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１９３９年７月底，老舍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河南洛阳劳军。其间，曾游白马寺，并作旧体诗一首。诗云：“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磬，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马寺，使老舍高兴万分。他在《剑北篇》中写道：“白马寺还在人间，白马寺万岁！”老舍对佛教的赞颂之情，由此可见一斑。１０月前后，老舍随慰劳团至青海、甘肃一带劳军，其间也参拜了一些佛教寺院。”深深扎根于老舍潜意识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这时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复苏的机会。
　　１９４０年９月４日，老舍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之约前去参观汉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讲演。其中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 ‘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的不良心理。”他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佛教和尚们，“发心去做灵魂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应该说，老舍所作的这篇有关佛教文化的著名讲演，对我们今天来探讨老舍的佛学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１９４１年夏，老舍应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学。其间，他遇到了“精通佛学”的汤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获益匪浅。”不久，老舍在《大地龙蛇》的创作中，写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赵老太太。剧本说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儿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儿子劝她说：“现在已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必还这么念佛呢？”她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祸到临头再念佛，佛爷才不管你的闲事！这三年多了，咱们的房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罗桑旺赞也说：“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们胜利的军队！”
　　此后，老舍对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们从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思考的轨迹来。《火葬》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当属明月和尚。是他，在沦陷的北平坚持着抗日活动，并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也包括钱默吟。请听一听钱默吟的自白吧：“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老舍对佛教也已经产生了许多新认识。

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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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