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僧医

民间中医

源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于本土文化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传统医学领域。历史上，不少僧人均曾援佛入医，以医弘教，佛学与传统医学知识相结合，形成了后世所称的佛医学，并产生了一批僧人医家，形成了独特的僧医群体。

事实上，僧人通晓医术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因为佛教教义中对于医学不但不排斥，还大力提倡，在佛教的知识体系中，有所谓“五明”的说法，“明”为学问、学科之意，“五明”即指五门学科，包括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其中的医方明便指医药知识而言。在《大藏经》中，涉及医药知识的佛经便有二十部左右，如《佛说佛医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咒齿经》等。



再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佛教徒众的修行往往是选在人迹罕至的清净之所，虽然环境适宜，但僧众难免遇到肉身的疾患，如果要依靠专业医生救助的话，极为不便。因此掌握一些必要的医药知识也是情理之中，类似的情形其实在道教中也存在，所以僧道之中，精通医术、有独得之秘者大有人在。

与佛教在历史上的盛衰周期相似，佛医学在唐代的影响也趋于最盛，特别是其眼科、外科技术更是驰名，但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在医史上有影响的僧医。

早期来华的僧医，其医学知识基本从印度传来，尚带有浓重的异域色彩，在当时的记载中，对其医术的具体诊疗过程、手段等语焉不详，反而对其咒语等方术的运用大加描述。比如晋怀帝时来华的佛图澄大师，曾为后赵明帝石勒的义子石斌疗疾，当时石斌已暴病“身亡”，于是石勒借历史上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曾救活已“暴卒”的虢国太子之事，询问佛图澄：“虢国太子暴亡，扁鹊能让他活过来，现在您能效仿吗？”当此之时，佛图澄口诵咒语，手执杨枝，将水洒在石斌身上。结果患者须臾能起，不久便平复如初。无疑，这样的记载当然有夸大的成分在内，佛图澄究竟采用何种医药、如何治病已不可知，但以杨枝洒水、咒语等符号性的仪式均无疑在信徒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类似的记载在当时的文献中记载颇多，如来华僧人佛陀耶舍用药水加咒为患有足疾的弟子洗濯，结果足疾痊愈，最终能疾行如常。又如刘宋初年来华的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亦善医，博通“医方咒术”等。这些“咒术”究竟是心理疗法，还是疗疾的障眼法已不可知，但在当时的确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治病疗疾之余，自然也达到了以医弘教的目的。



除了这些精通医术的外来僧人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地佛教信徒也逐渐增多，其中不少都以医术高超而闻名。他们周游四方弘法之余，也为人疗疾，同时勤于著述，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医疗经验，其中最出名的有于法开、支法存与深师等人。

于法开是晋代医家，据说其“祖述耆婆，妙通医法”，耆婆为佛陀时代的印度名医，医名极盛，亦是虔诚的佛教徒，后世不少佛医文献皆冠以其名，于法开既然祖述耆婆，言下之意，自是其精通印度医学。于法开曾夜宿某户人家，正值该户有妇女在分娩，不幸遇到难产。众人均束手无策，情急之下，只能杀羊祭祀，祈祷上天。于法开听闻后，遂来诊治，他一方面命人作羊肉羹，让妇人喝下去，另一方面，则用针刺的方法施治，结果“羊膜裹儿而出”，胎儿顺利生产。从这则记录来看，于法开采用食疗来配合针刺救治难产的方法，已经不止是佛教医学，而是将印度医法和中国医法针灸结合起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后世所说的“羊膜”一词即源出此处。

晋代的医僧支法存先辈系胡人，后迁居于广州，支法存生于广州，成年后主要在岭南一代行医，他以善于治疗脚气病而知名。脚气病并非一般人理解的“香港脚”，而是指一种营养素缺乏病。自永嘉南渡后，大量北方士人来到南方后，不习水土，许多人突然集体患上此病，因其主要症状表现为脚部软弱无力、疼痛，故当时称为“脚弱”。此病在当时流布颇广，绵延数百年之久，但由于不了解病因，故此苦无良方，许多人深受其殃，严重者甚而毙命。支法存长期居于岭南，深谙水土，故对此病颇有心得，经其救活者不计其数，与另一医家仰道人一起皆以治脚弱病而著称。后来，孙思邈曾评价认为，南渡士人得以存续，多赖此二位医家之力。



此后，宋齐之际，又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医僧深师。他也以治疗脚弱病著称，并撰录诸家医方编为《僧深药方》，又称《僧深方》、《深师集方》、《深师方》等，在医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内容被后世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日本的《医心方》等大型方书广为采纳。因此，《僧深药方》原书虽已不存，但从各类医书中仍可略窥其貌。从辑佚的文献来看，《僧深药方》内容颇为丰富，不但涉及了伤寒、天行、温病等外感疾病，还论及风毒脚气、痢疾、中风、胸痹等杂病治方，极具文献价值，其中特别是对于脚气病的验方收录较多，达百余首，为脚气病的治疗提供了极可贵的医疗经验。

其实医术之外，佛教医学所特有的慈悲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医德的内涵。后世孙思邈论述医德的名篇《大医精诚》中，要求大医治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无疑便受到了佛教医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