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叶开泰”

民间中医

武汉“叶开泰”


武汉“叶开泰”曾是与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广州的陈李济齐名的中国四大中药店之一。在近400年的生涯中，它以“软硬”兼施的经营战略，以“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慎独精神铸就了“叶开泰”的品牌。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制度变迁中，“叶开泰”消失了！从“叶开泰”这个老字号中药店的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对经济、对企业、对社会信用的巨大影响。

叶开泰何许人也？叶开泰非人名，只是一个老字号中药店之名—叶开泰药店。懂点中医药历史的人皆知，中国自明代崇祯以来，产生了四大中药店，即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广州的陈李济、武汉的叶开泰。这四家大中药店都是以前店后场（前店卖药，后场制药）方式经营各自的名牌药品。近400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改朝换代，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三家药店招牌依然（虽然实质全变），独有叶开泰药店名不存，店也不在了。尽管武汉市50岁以上的人大都记得武汉民众乐园曾有一个灯迷：“一蓬顺风到暹罗”，其迷底为“叶开泰”；知道武汉三镇曾流传一首儿歌：“叶开泰，卖得快，金字招牌传九州。论药店，它为首，卖的人参燕窝头，质既真，价又实，不欺童叟。富不骄，济苦贫，心地仁厚爱同仁；培良材，亲员工，宽雅有度；善必报，福泽长，芳名永留。”但是，叶开泰终于在1953年6月1日被迫改名换姓，不久就烟消云散，中道崩殂。而今谜语儿歌犹存，叶开泰药店却“两处茫茫皆不见”。
叶开泰的故事

叶开泰的创始人名叫叶文机，安徽人，其父是一个民间老中医，号称叶神仙。明崇祯4年（1631年），因李自成造反，安徽大乱。叶文机随父逃难到湖北汉口镇，在今汉阳古琴台附近摆起了药摊，行医卖药，叶氏后裔将此年定为叶开泰药店创始之年。6年后，叶神仙去逝，叶文机在汉口汉正街一带的大夹街第23家买了一座青砖古屋，正式挂出了“叶开泰药铺”招牌。取名叶开泰，乃叶神仙之嘱：“叶家药铺开业，只图国泰民安”，以叶氏之姓加开泰之意，便名为叶开泰。尔后不久，又更名为叶开泰药店，与当时先后挂牌的同仁堂、陈李济、胡庆余并称为中国四大药店。

370年来，叶开泰经历了创业、发展、兴盛、衰败、梦想复兴五个时期。

第一阶段，叶开泰创业从1631年摆药摊算起，到1736年。这一时期叶开泰的主要管理者是叶文机（叶开泰第一代），叶时芬（叶文机儿子，第二代），叶宏直、叶宏正、叶宏良、叶宏忠、叶宏彦、叶宏庶（第三代）。叶开泰创业时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经营战略。“软”即尽力义务救死扶伤，创建口碑信誉，创建一种经营文化。对无钱买药的穷人，叶开泰不仅施舍医药，而且义务到岳阳等地灾民中去义诊，同时在汉口设立施粥棚赈灾救民。所谓“硬”，乃是力争炮制天下第一优质的中药，以“前店后场”，绝不欺人欺世为办店方针，造社会信得过的产品。叶开泰的制药原则是从严格购进优质原材料开始，以“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慎独精神，一丝不苟地按照中医药传统炮制法制药，绝不苟且通融，正所谓“虔诚修盒，遵古炮制”。比如，鹿茸分关茸和清茸，关茸是东北的，要比陕西的清茸好，叶开泰只用东北梅花鹿的关茸，绝不用清茸。

78岁的老叶开泰员工涂石泉1929年当药店学徒，1942年进叶开泰药店，后为国营健民药厂职工。1992年他接受采访时回忆说，1930年前后这段日子，叶开泰出名的是参桂鹿茸丸、十全大补丸、虎骨追风酒。还有许多退烧的药：安宫牛黄丸、犀黄治宝丸，这都是救命的药。1974年我还在（健民）厂检验科的时候，我建议生产了一批这个药，有一个人用这药退了高烧，给了好几吨计划钢材给厂里。再就是光明眼药，这都是有名的药。叶开泰的参桂鹿茸丸全用高丽参，整盒子的参。开高丽参给高丽参，开党参给党参，从不搞假。叶开泰有句老话，“虔诚修盒，遵古炮制。修盒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80年代，《人民日报》曾在第一版发表北京医生的呼吁：“中药无效了！”原因是中药失掉了传统炮制，来生的卖生的，来熟的卖熟的，来什么卖什么……鹿茸过去分关茸和清茸。关茸就是东北的；清茸就是陕西这边的，肚子像牛，头像鹿，身像马，三不像。这种鹿茸我们是不用的。叶开泰要用关茸，是梅花鹿的茸。这有一个笑话。鹿茸要蒸熟了才能切片，切了片子才能制。有一次，叶开泰蒸鹿茸的水倒在地上，被一只狗子吃了，结果那狗子的眼睛冲瞎了，屁股也冲烂了……可见那鹿茸之好。

“六神丸”，我们叶开泰不用散麝香。散的是一包包来的，我们叫“断皮香”；断皮香是破开了的，叶开泰是不用的。要买一个个的，这才叫原皮、原货，是真的。麝是脚像鹿，身像鹿，狗子那样大的香獐，小得很。香脐，就是肚脐眼的分泌物叫麝香。都是公的出，母的没有。雄香獐有了麝香时，十里飘香。它睡觉时是脚朝天，各种虫都想进去闻香，蛇也喜欢闻，那叫龙头香，很难得。小蛇钻到里面去闻，把它弄痒了，它一吸就把蛇的脑壳夹断，蛇最后就烂在里面，成为分泌物结晶，叫“当门子”，大的可以有一颗豌豆大，可以起死回生。现在一斤麝香三万多元。叶开泰什么都用真药。牛黄用天然牛黄。六神丸里面的麝香、珍珠、牛黄、冰片、雄黄、珠砂，都是真的。“四制香附”是用四样炮制，一个是醋，二个是酒，三个应该用童便（小孩的尿），现在改了秋石盐，是安徽桐城那里人的小便；小便在盐上一熬，就代表了盐；最后糖，缺一不做。大活络丸，有白花蛇、五步蛇；蛇是要斩头去尾的。头有毒，尾生风。白花蛇有一丈多长，蛇头前三寸不要，后七寸也不要。再把蛇用酒泡起来，把皮一剥，去骨头；皮有毒，骨也有毒。就只用蛇的肉烘干碾成末子。唉，现在有几个人还记得这“前三后七”?  

由于立下了义诊与优质两条铁规矩，叶开泰很快有了良好口碑，在民间传开了“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你吃叶开泰的药死了，绝不会是药有问题，而是你病入膏肓，命该去了。几百年来，民间传说了叶开泰的许多神话故事。如汉口大夹街失火了，全街都烧光了，唯有街中的叶开泰药店一丝不损，完好无缺—以此证明救死扶伤行善的叶开泰药店好心有好报。

从乾隆至咸丰年间，叶开泰药店经叶宏良到叶名琛、叶名沣这五代人约百年时间的经心精营，逐渐兴旺发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出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叶名琛死后无子，其弟名沣独生一子叶恩颐，恩颐生三子：凤池、孟纪、仲星，时称叶开泰新三房。他们继承先辈衣钵，讲诚实讲信用，图民图利。

叶名琛虽然一直做官，官至两广总督，没有直接经营管理叶开泰，但他对叶开泰的贡献却是后来所有经营者不可比拟的。广州城1857年11月29日被英法联军攻破时，他临危不屈，虽被俘却誓死不投降，以绝食自尽效忠祖国。这使得叶开泰家族精忠报国，为民除疾的声誉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在叶名琛绝食自杀消息传来后，叶开泰受到了更多百姓的尊敬，人们由此更加信任叶开泰。这种忠诚道义无形资产的猛增，使叶开泰接下来出现了华彩乐段。

叶开泰的华彩乐段也就是1858年至1930年的兴盛时期，这是其第三阶段。这期间由叶笙林（第八代）、叶仲星、叶孟纪、叶凤池（第九代）经营。其中尤以“长袖善舞”的叶凤池为佼佼者。

叶凤池1912年“即位”后，做了四件大事。其一，创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经营体制和分配制度。从叶笙林开始，叶氏家族人只当老板、董事长，而不当经理，经理全部从社会上聘任有现代商业管理经验者担任。叶氏家族只是每年年终去算帐分红，日常经营管理全部由经理负责。这就避免了资产所有者能力有限而导致企业衰亡的局面。同时，实行了股分制，管理人员、技术员、普通员工皆可以工龄和工资、资金入股，使员工从雇用者变为了股东与一定程度的主人。

叶开泰衰落时期是1938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经营者是叶开泰第十代：叶德侯、叶辅侯、叶蓉斋等。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前有抗战八年，后有国共内战。战争期间，连店铺都要一迁再迁，根本无法正常经营。

死亡三部曲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九州统一，天下太平。按照历史上改朝换代总会带来一些新的商机的惯例，叶开泰本当起死回生，重振旧业。

1949年３月１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了现代性工业经济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一切不是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容许其存及发展。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地。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面对这样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治国大策，叶开泰人很兴奋。文件中说“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什么叫“相当长的时期”呢？至少有个三五十年才叫“相当长”吧。然而，没有想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红色浪潮很快吞没了叶开泰这样的民族资本家，所谓“相当长的时期”，实际不到一年时间。

致叶开泰于死地的计划是以“三步曲”完成的。

新中国伊始，叶开泰的经营者叶蓉斋还满怀复兴梦想。根据300多年的经验，只要停止战乱，叶开泰在任何政府之管理下，皆可以生存、发展。从1631年起，叶开泰已经历了明、清、民国、北洋军阀等几个朝代，经历的皇帝12个，总统4个， 可谓改朝换代，改不了叶开泰。可是这一次却拿不得老皇历了。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叶开泰只按照老规矩经营了几个月，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1950年8月，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这次会议上接见了当年向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书禁中医的余岩，并肯定了余岩对中医中药有研究，中医改造要考虑余岩的意见。这就把自清代俞樾以来，历届反对中医者的意见予以了高度肯定。新中国马上掀起了一场以西医改造中医、限制中医的医学改革之风。
这个大气候，使各级卫生部门下令：所有中药店场，必须重新登记，没有正规学历医师者之药店，不予登记，不许经营。当年并无中医专科学校，这种正规学历者，只有西医才有，而西医懂中药者，其时又极为少见，这就使大批中药店场走投无路。

叶开泰在1950年底也接到市卫生局通知：原有的药卖完之后，不许再生产制造。当时武汉市卫生局已组织全市几十家小药店成立“武汉市中联药厂”，叶开泰想保自己的牌号，不愿加入中联，卫生局便令叶开泰把原料配好后，运到中联去制药。叶开泰人想，这些小药店原来的药材与炮制法都不如叶开泰，现在却要叶开泰按他们的方法弄，那不是降低质量么？但没有办法。

1992年，涂石泉对这一情形回忆说—

……后来规定药店（叶开泰）自己做的药卖完了为止，再不许私自制造。药都要拿到中联厂去一起制造，叫“统一制造”。不让药店单独造药。那时把药店的制药权拿了，药店都没有药卖。逼得我们只有把药（原料）配好，用扁担挑到姚家巷中联厂，他们先成立了。叫他们帮我们加工。但他们故意压着，说：莫慌，莫慌，叶开泰的莫管它。一压就压十天八天，甚至半个月。气死人。其实中联厂成立，叶开泰也出了钱的。中联厂是全武汉市的小药店合成的，厂长叫肖晴川，原来是江岸区肖天和药店的老板。他们原来生意做不赢叶开泰，现在一起来报复。

这样就逼着叶开泰建药厂。当时卫生局局长是洪明贵，副局长是杨贵生、孙家其，药政科长曾明道是杨贵生的夫人。中联厂是她批的。我们就找他们说理，要我们送药给中联厂做，它又不做，我们叶开泰这多人还吃不吃饭？我们要成立药厂，用叶开泰的招牌。我们把房子都弄好了，结果卫生局不批。

就这样，武汉不遵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步先逼叶开泰向低水平药店就范。叶开泰试了一段时间，实在不忍心降低自己的质量，便想，权且也请一个正规西药师，重新登记。结果请了一个留学日本，在日本皇宫呆了6年，曾为日本军医的西医沈谨。但这样，卫生局还是不批，要求起码有三家药店联合，因为已接到有人投诉叶开泰—有嫉妒叶开泰的小药店不想再让叶开泰之招牌行世—不能再允许用叶开泰的招牌。叶开泰人明知这是无理压制，但叶家自古有“富不与官斗”传统，也只好低头，一一照办。心想，只要实质不变，到时候总会有重振叶开泰之日。

1953年6月1日，叶开泰被迫联合武汉的两家小药店陈太乙、陈天宝，三家共同成立了取名“健民”的“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三家的联合方式是，每家每名职工带一千元（银元）流动资金，叶开泰进25人，出2.5万元，陈太乙10人，出1万元，陈天宝8人，出0.8万元，总共43人，4.3万元流动资金。而固定资产就以叶开泰原有资产为主。

这样一来，市卫生局再也无理由阻挡，叶开泰从此便以“健民”之名问世。而实际制药传统皆不变。虽然人比中联少，资产比中联少，政府关怀比中联少，但药却比中联好卖，因为人们都知道，所谓“健民”仍是叶开泰。

1953年6月1日，“私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正式挂牌开张，很冷清！江汉区的工会主席陈正培来了一下子，江汉区工业部来了一个人。同行对我们仇恨得很，根本不来恭贺。只有江汉区轻工局的书记陈绍峰来时，放了一架鞭，他爱人是区委宣传部的，也来放了一架鞭。我们自己加了一餐。专门请了一个厨师，四五十人一起吃。叶开泰药店的人只来了会计何明中。叶蓉斋来了，穿了中山服。当时他有五六十岁了。我们“健民”一开张，中联厂就慌了。肖晴山、郭恒堂，一个是厂长，一个是工会主席，一起来了。要跟我们联合。早几个月他们就提出联合，条件很苛刻，要我们把设备都转到他们那里去，把电磨给他们，那时他们还是手工磨；还要把制药厂大厅给一半他们。我们没有同意。现在他们说，可以无条件联合，过去的条件都不要了。当时我正在区里开会，厂里打电话我赶快回去。我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厂已经成立了，今后两个厂竞争还好些。

后来我是怎么晓得不许叶开泰建厂的联名信呢？那是1959年搞历史资料，要写武汉市药业发展史，市化工局（当时药厂归口化工局）要我和符沙（符当时下到九安药厂当技术员）一起找资料，七找八找，发现了那封联名信。“伙计，这是个好材料！”我一下子叫起来。信上说，要是叶开泰做了药厂，武汉市的药厂药店就没有生意了。是行业公会的一帮人写的。符沙就对我说：涂同志，你这该不会怪我们不批准叶开泰办厂了吧，人家写了联名信。有一次回厂干部座谈时，我说：“那个联名信中我们厂（健民厂，健民后来也有其他一些小药店的人合并进来）也还有人签了名呢。”当然，这些人也没料到健民药厂能办起来。这是1959年的事。

叶开泰满以为可以靠“健民”这顶“红帽子”瞒天过海，重振家声。不料，接着又来了公私合营。当私营“健民”成立时，叶开泰人作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有职有权，可是1955年10月1日变为“公私合营武汉市健民制药厂”后，叶蓉斋虽然还是按政策被选为董事长，但实际上，厂里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厂长马遇春和党支书王振荣说了算。叶开泰这时还有叶隆侯当副厂长，但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从部队转业的马遇春，来自政府机关的王振荣，皆是中共党员，照当时的形势，叶开泰人自然是很知趣的甘当傀儡了。自此，叶开泰由名亡实存，进入了名亡实亡只剩“皮影”的时期。算得虽生犹死。

如果这种死亡，对社会有利，叶开泰人也心甘情愿了。令人痛苦的是，所谓公私合营反不如资本家一家私营。

“健民”合私合营后，厂长马遇春最烦员工提什么叶开泰的老传统。谁要是说过去叶开泰是怎么炮制怎么进药材，他都火冒三丈。在王书记马厂长看来，他们受党教育多少多少年，当年打仗，用小米加步枪，把美国佬支持的蒋家王朝都打到台湾去了，难道就在制药上还要听一个资本家叶开泰的吗？不行，“健民”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制药。对于处处坚持按叶开泰传统办事的厂工会主席兼车间主任涂石泉，他们采取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批评。紧接三反、五反的“肃反”之后，又有了“反右”。“健民”厂早无人敢说什么“右派言论”，但上级一定要分给“健民”两个右派指标，必须落实，于是按照“成份加表现”的挑选办法，指定了两个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为右派。这两个右派，一个是财务科负责人、主管会计何明中；一个是私方副厂长戎静宇。何当时30多岁，武大肄业生，学经济的；何的利润报表经常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数字，总是对马遇春强调“会计有会计的原则”，要实事求是。他是知识分子，又有把会计原则大于党的领导的言语，这右派不给他当，谁当？加上平时别人报账，他总是过过细细地审查，有些人也恼火他。戎静宇原是“万成功”药店老板，1957年上半年才合到我们健民?  

反右之后，“大跃进”便不可阻挡地来了。大跃进要求中药生产也要放卫星。可健民还是忘不了按叶开泰传统到优质药材产地进药材，这样的办法，永远放不了卫星。厂长马遇春决定响应党的号召，用代用品制药。

据“健民”药厂老厂长夏庭英在《东方健民潮》书中回忆：

“健民”厂里当时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划了两个右派后，大家都吓傻了，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后来大跃进搞代用品制药时，谁也不敢**了。

那时各行各业都搞代用品，就“健民”不搞。“健民”当时有两层领导，除了区里，还有卫生局。对代用品制药，卫生局当时没有明确表态。有一天夜里，区里打来电话：区里算帐，今天放卫星还差3万元产值，这个帐就加到“健民”了。 我们说药材不够，区工业部阮部长说：“人家都可以搞代用品，为什么‘健民’不能搞？Ｓ厂搞得很好嘛！”部长拍令牌后，我们就开始搞代用品。用饴糖代蜂蜜。饴糖不害人，但不如蜂蜜，蜂蜜有滋补、润肺的功效，饴糖完全是小伢们吃得好玩的副食品。当时报了个单子给上去，一式两份。卫生局不表态；区工业部都是外行，就糊里糊涂说可以。我们就白天黑夜地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生产了不少代用品药，……

过了不久，卫生局说要制止“代用品浮夸风”，就派了个叫王海涛的来，拿着市委书记的签字：对药厂进行整顿。一来就宣布全厂停产。我们向区工业部阮部长汇报，他说：“这是谁说的？不行！”我们说：姓王的拿着市委宋侃夫书记的签字文件呢。他说：“不忙。”就请区委书记打电话到市委，回答说：是的，是有这个文件。结果不仅停产，还抓了人，撤了职。书记、厂长、副厂长、药剂师……都追究了责任。厂长下放到供销社，副厂长下放到包装组，书记下放到人事室。这时要厂里搞代用品的区委却不出来说话了。市里派了张博文接任厂长。后来区里说，要是区委出来说话，连他们自己也保不住。

当时厂里有个药剂师陈言之，老资格，那时都50多岁了。有一天忽然来了公安局的人，把他抓走了。原来把领导班子换了后，就穷追技术人员责任。问代用品的方案是谁想来出的？这就追到戴植樵。戴植樵说，方案是根据厂里的意见拿的。又追问谁在方案负责技术签字？结果就追到陈言之头上。当时只有他一个是药剂师，又在国民党里呆过。他怎么辩白，说是政府要求搞代用品的，也无济于事。他后来在劳改地劳改死了，临死还在喊冤……戴植樵本来也要抓，逮捕证都来了，我见过。但第二天市里来了个电话改为留厂就地劳动改造。

大跃进的代用品浪潮虽然过去了，但叶开泰那种“用关茸不用清茸”的优中优选优进药材制药的传统却再也无法全部恢复。以后因为管理不善带来的经济效益亏损更迫使“健民”不敢坚持高价进优质药材。出现了用水牛角代替犀牛角、人工牛黄替代天然牛黄等新代用品事件，这时已无人来追查这种疗效不高，但不害命的代用品药了。涂石泉记得，健民曾想登报收回一些代用品药，但“人民日报不登，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寻找代用品是一种先进经验，没有必要登。”

至于“公私合营的健民”是何时转为“国营健民”的，现在健民厂史没有明确记载，健民的厂史专家，武汉市医药局局长闵光新，也说不清，因为其实自1955年10月1日“健民”由私营变为“合私合营”时起，一切就是按照国营的方式在操作，所以，可以说，叶开泰实际死亡期是1955年10月1日。

民间中医

人民日报1955.11.19第3版 作者：贺诚
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编者按：贺诚同志在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工作期间，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否定中医的实际作用，鄙视祖国文化遗产，坚持限制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对中医抱着卑鄙恶劣的宗派主义态度，使卫生工作遭受不小损失。尤其严重的是党中央一再指出这种方针性的错误以后，他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种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贺诚同志的错误思想不仅表现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同时也表现在卫生工作的其他方面。经过党和同志们对他的帮助，贺诚同志对于他的错误思想已经作了检讨。我们现在先发表他的检讨。由于贺诚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危害性的，同时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准备继续发表有关批判这一方面错误思想的文章。
　　本年二月初健康报开始进行的对王斌思想的批判，对我的教育意义很大。它启发了我检查自己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使我认识到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纠正错误的办法。
　　七月份人民日报登载了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及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批评了卫生部在中医工作方面以及其它方面的错误，我正是那种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我愿在这里揭露我的错误思想如下：
　　首先我要提出的是中医问题。中医问题关系到我国广大人民的保健事业，关系到祖国宝贵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关系到几十万中医和十万户以上中药业的业务。卫生部掌握中医政策是否正确，对是否能顺利地完成人民保健事业的任务，关系极为重大。而我却在中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党对待中医的政策是“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而我在几年来的中医工作中，则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很明显这是同中央方针相违背的。
　　这种错误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我单从形式上去看中医技术，只看到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部分，忽视了中医的医疗效果和在人民保健事业中的巨大作用。由于对中医技术的轻视，就对团结中医失去了依据。虽然我曾一般地遵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在一九五○年的第一届和一九五二年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上提到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及团结中医的重要性，却并没有真正地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只是觉得当前西医数量很少，人民保健事业非有中医参加不行，而不是从全面的长远的对待中医的政策观点去看中医问题；因此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所以凡是有西医的地方，就不去设想如何妥善安排中医的问题。当城市中医业务清淡的时候，没有首先去检查卫生行政部门限制和排斥中医的错误，反而认为这是人民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中西医的技术比赛的自然结果，因此曾号召城市中医下乡以解决业务清淡问题。同时又认为中医目前虽然主要为农民服务，但在将来的农村中，中医也必为西医所代替。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更由于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措施，就会加速中医的自然淘汰过程，归根到底是使中医走向消灭，因此也就不会从积极方面去发挥中医力量，和紧密地团结中医了。其次也由于看不起中医技术，对中医担任人民医疗工作是不放心的。因此便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考试和进修的办法。如一九五一年公布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由于进修内容主要为西医的理论和预防医学，不是采取在提高中医技术的基础上兼修西医理论及预防医学，致使不少进修过的中医既动摇了对中医学的信念，又未学好西医学。一九五一年公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凡根据条例举办过登记、审查中医的地区，就使大量中医不能得到合法执业的地位，便产生了所谓“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这就证明了这是一个脱离实际，因而也是脱离群众的条例。一九五二年公布的“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更不合理。对中医急于采用考试办法定优劣，定取舍，已属不合客观情况，且在考题中加上西医内容，更是主观之极，实际上是与中医为难。天津考试结果，被录取者约只占投考人员的十分之一，这就证明考试办法的不当。这些不适当的规定、条例和办法在全国卫生部门中形成了不少恶果，从思想上就给全国卫生行政干部以限制和排斥中医的影响，致形成在中医政策上带普遍性的偏差，对中医中药的合理安排和力量发挥亦未加以重视，如中医不能合法地进入医院，中药的产供销处于自流状态，公费医疗中对中药费的报销限制甚严，对中医使用多报酬少，长期以来未将中医业务纳入国家卫生计划之中等。也由于对中医技术的轻视，就忽视了组织学习和研究中医技术。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等。也不曾有计划地组织中西医间的学术交流。由于对中医药研究机构的不重视，致使研究成绩很小，几乎近于虚设。对中医书籍的出版，根本没有重视。中国一向被称为生药宝库，对生药的种植、采集、识别、使用、泡制等都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但在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上收载的生药很少，对中医的有效治疗方剂，也未作认真的搜集和推广。
　　由于我有轻视中医技术的思想，自然不会对轻视、歧视、排斥和消灭中医的思想进行严肃的批判。实际上我对这种错误思想是默认和支持的。对余云岫等的狂妄叫嚣消灭中医的言论和著述，自然就不会去给予任何批评，甚至对曾任高级卫生行政干部的王斌的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也长期采取放任态度。如王斌的“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论文中对中医学的言论，荒诞已极，却毫无阻碍地传播开来，不只在东北有人著文称赞王斌的论文“有明确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即在关内也曾有人将王斌的论文奉为至理名言，并且还曾被作为卫生人员思想改造的学习材料，在卫生部也曾有人推荐王斌论文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材料。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长期未得澄清，也就不可能遵照党对待中医的政策根本扭转中医工作。
　　从上述这些事例说明，实际上我对团结中医政策，起了破坏作用；对中医业务起了限制作用；对民族医学遗产，表现了漠视的态度。这些正是限制和排挤中医政策的具体表现，这个错误政策的危害，也正如党中央所指出的：“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不但将使我国人民保健事业继续受到重大损失，我国这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这和党的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力量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党中央指出：“他们在很多方面对中医采取了不适当的限制和排挤政策，以致长时期来在社会上存在的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这是卫生部门工作中一项极为严重的方针性错误。”这是完全合乎实际，完全正确的批评。我应对这个错误负责。
　　产生上列错误的根源，是由于自己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对待中医的宗派主义情绪，我被这种宗派主义情绪蒙蔽了眼睛，把中医问题看错了。我对于中医学并没有进行过学习和研究，单凭主观臆测，人云亦云，错误地认为中医既然产生于古代（主要是封建时代），其落后是必然的，便武断地轻视了中医技术。我对中医技术的看法，也是片面的形式的，没有着重地从中医的医疗效果去看，没有体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几千年来，我国人民曾赖中医治病，就是最大的实践。从实践中证明中医既然能治好病，其中也包含西医认为难治之病（如近来证实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有惊人的效果。事实使我折服了），就是说中医的许多诊疗办法是合理的，否则就治不好病。不承认中医的医疗效果这一事实，是反科学的态度。对证实了的中医医疗效果，若不推广使用，就是对人民的疾病痛苦漠不关心。更由于中医总结了长期的经验，也应当承认它有一定的理论。即使中医的诊疗技术由于缺乏现代诊疗设施，还不是较完备的，中医学的理论由于缺乏现代自然科学基础，还不够系统和准确，但是它包含有合理部分却是不能否认的。由不完备到完备，由不认识到认识，正是医学发展道路上必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对中医的技术和理论采取否定态度，是极端不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把这一份遗产全部接受下来，经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去掉其中不合理部分，吸收它的一切合理部分，并加以继续改进和提高以充实现代医学科学，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而我对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却无正确的认识，采取了片面的看法和漠视态度，这既不是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也违背了党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方针。其次由于没有坚持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而是在许多方面带有宗派主义的情绪，就表现出看不起中医，不愿尊重中医，不愿了解中医的长处，甚至夸大了中医某些弱点，抹煞一切。过去卫生部所公布的管理、考试和进修办法、以及其他不适当的措施，正是宗派主义态度的具体表现，起了破坏团结中医政策的作用，使中医继续处在被轻视和被排挤的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对待中医的正确态度是：应当肯定团结中医是长期的方针，团结中医不只由于中医学具有足以丰富世界医学的内容，而且由于他们是人民保健事业中一支巨大力量。全国近半数以上的城市居民和几乎全部乡村居民现在还依靠几十万中医治病，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以紧密地团结中医，正确地发挥中医力量，是卫生部门的一项政治任务。根据实际情况，中西医间的团结，西医应负更多的责任，站在卫生领导岗位的西医更应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我过去对这样一项政治任务，既然没认识，也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为了今后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必须进一步批判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反对不经调查研究便妄图抹煞中医的作风，大力宣传党对待中医政策，扭转中医长期被轻视、被排挤的局面，大力扩展城乡中的中医业务，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然后在团结基础上改进和提高中医，使中医在人民保健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祖国医学遗产采取了漠视态度，对担负着广大人民的保健任务的中医力量采取了限制和排挤的方针，这是极为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对广大人民健康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正是极为恶劣的卑鄙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这就是我在中医工作上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
　　我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原因则在我坚持了自己的错误见解，未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迅速地纠正错误。如一九五二年底前中医问题上的错误，已较为明显了，但我在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则认为中西医团结这一基本问题，已大体解决。到一九五三年，卫生部公布的对中医的条例、办法和规定，业已先后开始实施，就有从各个角度来的批评意见纷纷反映到卫生部。正当的态度应当是虚心地考虑批评意见，承认错误，仔细研究改正错误的办法。而我当时却认为：中医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便把许多正确的批评意见顶回去了。更为严重的则是一九五四年冬党中央、毛主席指出中医工作犯有方针性错误的文字指示下达之后，我曾错误地认为自己在中医问题上的主张同中央基本一致，如果错了，不会是方针性的错误，也只是执行中的偏差，或下级的错误，甚至继续寻找根据，坚持中医的落后和不科学的错误见解。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情况下，自然就不会立即地主动地进行对王斌对待中医的错误思想的批判，更不会虚心地检查自己的思想错误，实际工作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错误思想发展到这样地步，是由于我曾过分地强调了卫生工作的特殊技术性，忽视了卫生工作关系六亿人口的生老病死的严重政治性，更把中医问题只视为技术问题，自以为自己懂，党未必清楚，这就产生了卫生工作不依靠党，忽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思想根源，促成自己在自以为是的心理下，对重大的中医问题，草率从事，妄作主张，既未仔细地研究和体会党自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明确了的中医政策，许多重要的条例、办法和规定的制定也未向党中央报告。当党中央发觉和严格地指出中医工作有方针性错误之后，也未把党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为检查思想和纠正错误的指针，也未虚心地接受卫生部党组织的批评意见，反而把某些轻视、歧视中医的谰言，视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在中医问题上同党中央的看法和作法不一致。因而影响了中医工作的正常开展，使自己成为在卫生部门中贯彻执行党对待中医的政策的阻碍，实际上就是拒绝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把自己所主持的工作部门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这正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正是既不能防止错误，也难以纠正错误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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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思想上以及对党的关系上的错误，除表现在中医问题上外，也曾表现在其它问题上：
　　在高等医学教育问题上，也曾同党的教育方针有过分歧。我曾不顾条件的变化搬运了东北区战争时期的医学教育制度精神，拟订了高等医学教育专科重点制及课程计划，于一九五二年公布试行。我曾过分强调了专科重点制和短期速成教育的作用，忽视了它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只想借此解决当前卫生干部数量问题，忽视了全国解放之后应当着重办正规教育，为国家培养质量较高的建设人材。这是在医学教育问题上当前需要和长远利益未能结合的表现。由于分科过细，专门化过早，重点过于突出，使学生不能获得应有的全面的知识，这就限制了毕业生在全面知识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和发展。且由于不仅本科采用专科重点制，专修科亦采用专科重点制，以致班次种类繁多，时间长短不一，要求又各有不同，一门课程便要编好几种不同的讲义，使改制的几个医学院负担过重，工作忙乱，影响了教学人员的情绪，降低了教学质量，使许多专科毕业生完成不了专科医师的任务。我也曾支持过违反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形象教学法。
　　在经济恢复时期，对工业卫生没有重视，把全部工业卫生建设以至业务指导，都推给工业部门自行负责，以致当时工业卫生工作没有全面性的工作方针和适当的业务指导，工业卫生的制度、步调和方法都不一致，干部的数量和质量都缺，使工业卫生工作落后于经济恢复时期的客观要求，也就未从卫生工作方面来大力支援国家工业化，这对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造成很大损失。这就是我对卫生工作的安排没有结合党所规定的当前政治任务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未能使中医发挥应有力量，也影响了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曾错误地认为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医师，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助手作用，没有把他们视为医学科学工作者、脑力劳动者，而是对他们吹毛求疵。
　　在干部的选拔和使用上不是首先注意政治品质，王斌的问题正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未认识出他极其恶劣的政治品质，竟信任了他，随着他便带来了不少的错误思想。他在中医、西医和医学教育等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我没有及早给予严肃的批判，这就是对他的错误思想的默认和支持，助长了他的思想毒素的传布。也由于王斌这样的坏人被信任，使好的干部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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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在这里公开揭露自己的错误思想以及在卫生工作上所造成的恶果，引为深刻的教训。其次也借以警惕同我有共同错误思想的卫生工作人员，他们之中有些人的错误思想所以未能克服，是同我的领导思想的错误有关系的。我愿接受批评和指责，我从揭露和批判我的错误思想中，使我们都能共同地警觉起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给人民保健事业开辟更广阔的前途。我从切身的教训中清楚认识到，只有在坚强的政治领导下，才能胜利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也才会有真正的和有效的业务和技术领导，才能发展和提高业务和技术水平。也只有严格地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才能实现坚强的政治领导，否则都是幻想。我们党过去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和军队，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解放之后又能够在短短时期内顺利地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各项任务，也必然能够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完成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的建设。党必须领导一切，实际经验也证明党能够领导一切，只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能使国家的建设事业，以统一的目标和步骤迈步前进。维护党的统一领导，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是我们赢得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关键。削弱以至脱离党的领导，就会发展资产阶级思想，造成严重错误。片面地强调卫生部门是特殊技术部门，拒绝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值得我严重警惕。我还必须记着虚心地接受批评，认真地进行自我检讨，这样才能为自己的光明远景拨开云雾；自负自满、自以为是的态度，则是一种毁灭自己，危害革命事业的毒焰。今后必须严格地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以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尽自己一分责任。

民间中医

　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自幼家境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青年时入浔溪学堂，毕业后于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次年先入日本体育会肄业，再入东京物理学校，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913年再度赴日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商务印书馆编辑，后开业行医。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1934～1939年主编《中华医学杂志》长达五年之久。1950年5月，余云岫被聘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的筹委和特邀代表。1951年至1953年，七十多岁的余云岫还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1月3日病逝于上海同济医院。
　　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在日本读书期间他以勤奋好学著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他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后者无疑相形见拙。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1916年，余云岫春风得意地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1917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全书约二万五千字，乃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之作。为消灭中医而“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甚至把中医的一切临床效果都“归纳到‘幸中偶合’四个大字里”。总之，中医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要“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因此，“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些对中医的偏谬之见，正是后来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理论基础。此后他不断发表文论，呼吁医学革命，言论分别编入《医学革命论》三集。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可见政府卫生部对中医的鄙薄和轻慢。会议讨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抗争风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提案。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舆论所接受，所为“废医存药”的观点，几乎被认为是中医科学化的唯一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是个胜利者。从30年代起，不论政府还是西医界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终民国之世，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的生存而斗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余云岫等人的提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条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产生。会不会出现“置全国亿万同胞于无中医无中药境地，灭我中医，损我药商，伤我药农，害我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毁于一旦”的局面呢？这是一个历史的谜团。无论如何，中国近代医学史肯定要被重写。同样，是罪人还是功臣抑或毁誉参半？余云岫依然是无法回避的人物。如果换一个分析路径，从辩证法视角看余云岫的思想根源，或许会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余氏的废医言论首先表现在对辩证法的无知。《灵素商兑》被认为是他批判中医的奠基之作。在《灵素商兑》中指出：“所谓阴阳者，犹物之有表里、动静，数之有盈虚，度量之有修短、轻重，动植之有男女、雄雌，……自阴阳家言之，以配天地，以统万物，遂为不可思议之种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是则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为造物主宰。”他草草得出结论：“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不足为精审学术之根基也明矣。”他对五行的批判是：“五行者，五原质也，……今则化学，明知成物之原已有八十，然则已变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寥寥数语，将阴阳五行学说推翻殆尽。从余云岫对阴阳五行学说简单而武断地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不理解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本质及其蕴含的辩证法精髓，以机械唯物论为唯一尺度，忽略了自然科学背后的哲学基础。如把五行简单地解释为化学上的五元素说，把阴阳五行统统视为玄虚之学，无不真实反映了余云岫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
　　唯心主义史学观的影响，导致对经验与实验理解上的对立，可能是余云岫鄙薄中医的另一思想根源。他认为：“欧西医术出于僧侣，中夏医术出于阴阳家，环球一辙，为人类进化、学术发达之公路。”“今旧医所袭用者，太古以来人类本能发明之事也，经验也，其现象混淆，安可遂以为自然界之真相，而据之以断是非乎。”在早年的留学中，他接受了西方医学史界医源于巫源于动物本能的医学史观，把中国古代医学和西方古代医学完全等同，这种“不讲人的社会性，不懂生产活动对自然科学的作用。把人类本能和经验等同起来，把经验和实验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事实上，经验和实验并非决然对立的东西，余云岫否定经验药物的可靠性，他把中药的效用一并归结为经验的积累：“彼大黄除实，当归止疼，乃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犹之五谷疗饥、汤水止渴，经验也，非实验也。”他认为“经验是靠不住的，凭着经验，不把科学实验来严密检查一下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单单靠着经验是只会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和人类本能所发明的事情。他的思想理论也只是凭着肤浅杂乱的目前现象来组织空论，再不能循根彻底做进一步的研究。”表面看来，这段文字并无偏颇之处，但余云岫的真实意图不在于强调实践检验的重要性，而是间接否定经验的价值，矛头所指就是他欲废止而后快的中医药。
　　客观地说，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余云岫是个褒贬不一的人物。他的品行其实并不恶劣，他主张废止中医，出发点更多在于仿效日本废禁汉医，发展中国近代医学，健民强国。虽认为中医理论荒诞，但他也承认很多药方医案还是宝贵的，倒也不失为一家之言。晚年致力于整理中医古籍，写成《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也还是做学问的严肃态度，并非只会泛泛空谈。余云岫同样通晓中医之道，是个“兼通中西”的名医。甚至当时的西医界也“公认他为第一个中医通，著名的中医也有佩服余氏之学问者”。他对中医也有实际贡献，甚至全部采用中药，研制出“余氏止痛消炎膏”此药适用于一切发炎肿痛，包括肺炎、肋膜炎、关节炎、腮腺炎、冻伤、烫伤、扭伤等内外部炎症，改良局部血液和淋巴循环，达到止痛、消炎、退肿目的，曾风靡一时，甚至取代进口的安福消肿膏等舶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