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 名
天台宗泰斗谛闲大师（1858～1932），名古虚，号卓三，俗姓朱。浙江台州黄岩区人。22岁出家于临海白云山。24岁受具足戒于天台山国清寺。后至平湖福臻寺从敏曦大师听讲《妙法莲华经》，潜心研究，豁得妙旨。28岁至上海龙华寺，听大海法师讲《楞严经》，受命复小座。29岁，迹端定融和尚任上海龙华寺方丈，命其出山相助。旋由迹端授记付法，为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代法嗣。此后弘法之地遍及南北，讲经百数十会。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谛公应普济寺住持了余之请，来山开讲《弥陀便蒙钞》和传灯大师的《净土生无生论》。这是普陀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讲经会，听众千余人，皆席地而坐。谛公先用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提纲挈领，再用浅近易懂的语言讲解经义。强调天台实相念佛的重要性，说：
《佛说阿弥陀经》之信愿持名念佛，尤为方便之方便，殊胜之殊胜。须知持名有二种持法：一者事持。但将阿弥陀佛四字，蓦直持去，持至一心不乱，临终决定往生，即不可以中下根论；二者理持。正持名时，能知离心无佛，离佛无心，心佛不二，即是实相念佛。若加信愿，临终上品上生，非最上利根者不能。故知持名念佛，普被三根，无机不摄，至圆顿最直捷。七日成功，片言即证，横超三界，竖出五时，诚为希有难信之法门。（《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法门·序》）
据说，当时印光大师在普陀山潜修时的皈依弟子黄涵之（1875～1961）也曾在座下听讲。后来，他根据谛公的讲述，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用通俗的语言写成《阿弥陀经白话解释》一书，谛公为之作序。
谛公去法雨寺拜谒正在关房的印光大师，双方谈兴甚浓。印光大师（1861～1940）名圣量，俗名赵绍伊，字子伍，陕西郃阳人。曾在河北红螺山资福寺和北京龙泉寺等处修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应法雨寺住持化闻之请，到法雨寺管理藏经。二十三年秋末，闭关法雨藏经楼，专修净业。自从《印光法师文钞》行世后，印光大师的德望大振，沪上信徒纷至皈依。后被尊为“净宗第十三祖”。
谛公与印光大师结识后，书信不断。这对于谛公晚年思想上更趋向于净土，是有一定作用的。民国九年（1920年），谛公63岁。二月间患风湿病，顿觉“两手麻木，两脚沉坠”。印光大师得知后，十分关心，急修书劝其诸缘放下，持念大士圣号，以求加被，早日恢复。谛公得书后，深感其情，每日加倍工夫念佛，不久，果然痊愈。于是复信印光大师道：
荷蒙慈悲，垂示持念大士圣号，敢不惟命是从。然闲于起病后，虽诸缘未曾尽情放下，而西归之志决矣。常念四大无常，身为苦本。倘能早一日往生，便是早一日离苦得乐时也。而每日独静时，唯佛是念，亦唯佛是归。时想从今以往，既唯佛是归，决定可免三恶道苦。如是思惟，心生欢喜。殊不知将经百日，不但不见往生影响，而诸病亦渐平复，即手足亦见转重为轻。自料二十日后，只恐依然步履如常矣。足证娑婆之苦缘不易脱，而极乐之净因不易成也。闲何人斯？大法关系，本所不计。唯冀我公，调摄精神，为法自重，时赐教言，以匡不逮，是所至盼！”（《谛公遗述·书函》）
以上交往表达了两位大师之间的深厚情谊。由于谛公、印光大师等大德们的共同努力，清末民国初，天台宗与净土宗的修持法门在普陀山大为盛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谛公应普济寺住持了余之请，来山开讲《弥陀便蒙钞》和传灯大师的《净土生无生论》。这是普陀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讲经会，听众千余人，皆席地而坐。谛公先用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提纲挈领，再用浅近易懂的语言讲解经义。强调天台实相念佛的重要性，说：
《佛说阿弥陀经》之信愿持名念佛，尤为方便之方便，殊胜之殊胜。须知持名有二种持法：一者事持。但将阿弥陀佛四字，蓦直持去，持至一心不乱，临终决定往生，即不可以中下根论；二者理持。正持名时，能知离心无佛，离佛无心，心佛不二，即是实相念佛。若加信愿，临终上品上生，非最上利根者不能。故知持名念佛，普被三根，无机不摄，至圆顿最直捷。七日成功，片言即证，横超三界，竖出五时，诚为希有难信之法门。（《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法门·序》）
据说，当时印光大师在普陀山潜修时的皈依弟子黄涵之（1875～1961）也曾在座下听讲。后来，他根据谛公的讲述，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用通俗的语言写成《阿弥陀经白话解释》一书，谛公为之作序。
谛公去法雨寺拜谒正在关房的印光大师，双方谈兴甚浓。印光大师（1861～1940）名圣量，俗名赵绍伊，字子伍，陕西郃阳人。曾在河北红螺山资福寺和北京龙泉寺等处修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应法雨寺住持化闻之请，到法雨寺管理藏经。二十三年秋末，闭关法雨藏经楼，专修净业。自从《印光法师文钞》行世后，印光大师的德望大振，沪上信徒纷至皈依。后被尊为“净宗第十三祖”。
谛公与印光大师结识后，书信不断。这对于谛公晚年思想上更趋向于净土，是有一定作用的。民国九年（1920年），谛公63岁。二月间患风湿病，顿觉“两手麻木，两脚沉坠”。印光大师得知后，十分关心，急修书劝其诸缘放下，持念大士圣号，以求加被，早日恢复。谛公得书后，深感其情，每日加倍工夫念佛，不久，果然痊愈。于是复信印光大师道：
荷蒙慈悲，垂示持念大士圣号，敢不惟命是从。然闲于起病后，虽诸缘未曾尽情放下，而西归之志决矣。常念四大无常，身为苦本。倘能早一日往生，便是早一日离苦得乐时也。而每日独静时，唯佛是念，亦唯佛是归。时想从今以往，既唯佛是归，决定可免三恶道苦。如是思惟，心生欢喜。殊不知将经百日，不但不见往生影响，而诸病亦渐平复，即手足亦见转重为轻。自料二十日后，只恐依然步履如常矣。足证娑婆之苦缘不易脱，而极乐之净因不易成也。闲何人斯？大法关系，本所不计。唯冀我公，调摄精神，为法自重，时赐教言，以匡不逮，是所至盼！”（《谛公遗述·书函》）
以上交往表达了两位大师之间的深厚情谊。由于谛公、印光大师等大德们的共同努力，清末民国初，天台宗与净土宗的修持法门在普陀山大为盛行。
